里间的工作台上铺着一幅题字，早上黄福林刚从书法家王冬龄那里取回来。黄福林高兴，展开没多会就想收起来，“准备找梨花木做框裱起来。”
聚星。这间装裱工作室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中轴线东端，南北两面由学校的画库夹着；地上一架旋转楼梯，与四通八达的二层连廊联通：老师、学生络绎往来。从1980年代黄福林开始在国画系做装裱师，学校收藏的名家古书画，一代代师生大大小小的作品，几乎都“没有逃出他的手掌”。
3月初，王冬龄老师在美院的室内篮球场，创作今年英国大展的巨幅乱书作品，我在现场看到一个模子很大的老师。在开始书写前，中场休息时的很多重要环节，王老师时不时地跟他交流几句。听学生说，地上3.8米×10.8米的宣纸，就是这位黄福林师傅提前拼接好的。
进出时我跟“大块头”打了个照面，他手里拿着一个特制的过滤网，异常大，我是也这么注意到，他的手也异常地大。按尺寸，他随即单手抓住场地里的一只篮球，应该毫不费力。
工作室的露天外间，画铺开，喷水。黄福林一面做基础工作，一面表示并不愿意宣传自己的工作，他说“没什么”。
外人是看不出什么来。我以为像黄福林这样的名声在外的手艺人，需要一个精密的工具箱甚至是一个工具纸库，其实没有。他说 “最珍贵的是一双手，一双灵巧的手。”
1985年，27岁的黄福林跟着师父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师父于通海先生是当年鼎鼎大名的苏裱大师，退休前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于先生当时被美院国画系请来修复古画，他带着江苏丹阳老家的亲戚黄福林一道，帮忙照料日常生活。
在各地装裱派别中，苏裱以典雅出名。黄宾虹先生曾经总结苏裱的特点，“配色素净，文静雅致，既挺括又柔软，善仿古。”
起先师父教的，就是难度最高的古书画修复。黄福林曾经跟着师父，修复过王原祁、潘天寿、黄宾虹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
1987年，国画系收来一副名家的七言大篆对联，1.35米高，0.3米宽；画芯残破不堪。
当年没有拷贝机，师徒先得凭眼力和经验，把碎片拼回原处。这跟我们今天玩拼图不一样，书法作品的图案线索不如绘画明晰，局部笔画所在的正确位置，需要修复师以深厚的艺术功底作判断；对联还有大量留白处，只能根据纸张纤维的走向等特点猜测位置。
这也不是一套完整的“拼图”，很多地方存在缝隙，要由修复师另用材料修补完整。
于先生的教法就是不需要老纸做这一步修复，只从一张新的生宣裁出“一根面条”，按照纹理，一点一点地往上补。等晾干后，再用国画颜料，把补纸做旧。
就在黄福林跟我说“没什么”的时候，他手上的活暂停了一会，他在等宣纸被“唤醒”：当纸头湿透后，它会开始放松，全身的纤维舒展开来。这时可以开始用排刷往上刷浆糊，给这件画芯做托底，然后做更外面的覆褙。
1987年那次修复，最难的一步就是现在这个过程的逆向：揭裱——去掉对联老装裱中的一层托底、两层覆褙，以便重新装裱。
这个步骤，一根手指头就够了。喷水让纸张发松以后，浆糊渐渐脱开，黄福林要把覆在画芯的底一层层地搓掉。
但是这根手指头的功夫太重要了。“手上功夫到不到，看你一块一块，一层一层搓不搓得下去。”纸张纤维有走向，搓得不得法，手指举步维艰。只有搓出“一扇门”来，才能大片地揭开覆纸。
你也急不得，力道极其重要：搓得轻了，纤维有韧劲儿；稍微重了些，又容易搓到画芯，作品就破了。黄福林每天就只能搓一小块。
黄福林说他现在主要做的新画装裱，比修复古画容易得多了。“现在有喷壶，烘干机，对水分的把控简单多了。”黄师傅又淡化了当代装裱的新难题，过去的书法、国画作品，不像现在这样巨幅。相应的纸张拼缝，布展上墙的难度，都比以前要高得多。
2017年，中国美院美术馆曾经做过一场展览，整个二楼圆厅只展出了一件作品：由国画系几十位师生共同创作，仅画芯就高2.4米、长80米。这张画装裱以后，沿着整个圆厅的球面墙体贴了一圈，甚至在厅外延伸了十几米才完成整体展示。
这样尺度的作品，又作的是曲面粘贴，怎么样在上墙时贴平，如何保证胶水干了以后，环境湿度有变化时作品不会翻卷、起皱，全是装裱师的硬功夫。
我说想去拍摄一下黄福林的装裱工作现场，又被他拒绝了。他低调嘛，文字采访都懒得跟你说。
说得简单一点，黄福林不过是掌控好了水分与纸张纤维的关系，懂得如何让艺术品呈现最佳的状态。
但是有跟他非常熟悉的艺术家又开玩笑说：“黄福林的绝活不能给你拍。”往专业里说，装裱这件比伺候女人一张脸还复杂的事情，奥妙无以言表。“比如黄福林最重要的浆糊的配方——加什么材料，厚薄怎样，如何保鲜、不霉变……不能暴露。放在古代，师父调浆糊都得背着徒弟呢。”
这个开玩笑的艺术家是花俊。他1986年到美院附中上学时，就在美院的校园里认识了小黄师傅。那时候，小黄喊他“花公子”。
花公子从中学开始，到在美院本科毕业做了老师，习作、毕业创作、展览作品，全由小黄操刀。后来他也半开玩笑地喊小黄“黄大师”了。
之后花俊在瑞典学习、工作了7年，做展览只好自己装裱、上墙，曾经因为技术不到位，在布展上墙的环节，他失手废掉过自己的作品。那时候花公子格外怀念“黄大师”的手艺。
当学徒3年后，于通海先生回乡，黄福林就留在了美院，在学校里开了一间裱画铺。
到现在黄福林都能学卢坤峰先生的山东口音，“xiào wàng shī fu（小黄师傅）”。
八、九十年代，有一次卢先生过来，看到墙上正挂着他的一幅画。这是他以前赠予友人的作品，现在对方拿到黄福林这里来做装裱。
卢先生看自己过去的这件作品，越看越不满意。他就把画从在墙上取下来，当场撕掉，“我重新给他画一幅。”
小黄师傅又吃惊又敬佩，“老先生画画严谨，人也爽快。”要知道那时候卢坤峰非常有名了，画作的市场价越来越高。
还有一年，黄福林在市场上买了一幅吴山明先生的作品。后来他有机会拿给吴山明先生看。
没想到几天后，吴先生专门画了一张人物小品送给黄福林，说要补偿小黄的损失。
这件事情小黄愧疚，“我的损失跟吴老师有什么关系。”老先生的人品、艺品，让人感慨。
小黄师傅当年结交的小管（管怀宾），花公子，也早已是知名的当代艺术家“老管”“大花”。
今年美院毕业展在即，老黄的集中忙碌期开始了，更多渐成气候的艺术家作品要经由他的手展示出来。
放在老底子，装裱师傅忌讳黄梅天前后干活，湿度太大。可黄师傅不是说了嘛，“现在有了喷壶、烘干机，装裱越发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