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珍藏着一根1901年生产的“百岁轨”，经历世纪风雨，被巡道工人发现。这根钢轨的产地，是汉阳铁厂，作为当时中国唯一能生产钢轨的工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在1908年重组为一家钢铁联合企业，这就是著名的“汉冶萍”（时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汉冶萍”的历史档案，也是湖北省档案馆最齐全、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之一，2002年入选中国第一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近日，极目新闻记者通过湖北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了解到“百岁轨”背后的“汉冶萍故事”。
湖北省档案馆至今珍藏着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清政府颁发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注册执照，标志着“汉冶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份执照上，可看到汉阳、大冶、萍乡三个地名，这正是“汉冶萍”三个字所代表的地方厂矿，它们互相依托，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和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的诞生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关系密切。
修建铁路，使用中国自产铁轨，一直是张之洞的梦想。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清政府在湖北筹建铁厂的事宜也加紧展开。为便于直接管理和产品销售，张之洞弃“运煤就铁”和“运铁就煤”的主张，将炼铁厂设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今天，位于琴台大道的“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正是汉阳铁厂的旧址。
汉阳铁厂基建工程于1891年1月正式开工，1893年完工，1894年投产。与此同时，张之洞设大冶矿务局，开办大冶铁矿，兴修大冶铁山至石灰窑的运矿铁道，派员用机器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还开办江夏马鞍山煤矿，为冶铁提供原料和燃料。
“汉”和“冶”都已成型，铁厂需要的燃料依然是个问题。1898年3月，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清廷开办萍乡煤矿，因为这里位于当时的江西省萍乡县东南安源镇，又称安源煤矿。因萍乡境内多峻岭，煤焦运输主要靠水道转运到汉阳。1899年，从萍乡宋家坊萍河边至安源的萍安铁路修通，1904年，萍安铁路延至湖南株洲，称株萍铁路，1909年又与新筑的粤汉铁路接轨，运输大为改观。随着“萍”的加入，“汉冶萍”也终于成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而闻名。
汉阳铁厂曾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等过程，1908年正式取得注册执照，标志着完全商办时期的到来。1909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根据《加股章程》，会议选出盛宣怀、李维格等9人为权理董事，施禄生、顾润章2人为查账董事；盛宣怀为公司总理（后改称董事会会长），李维格为协理。现在在湖北省档案馆，还珍藏有“汉冶萍”初创时发行的“老龙头”股票。
盛宣怀的曾孙盛承懋曾向湖北省档案馆录制口述档案时说，至辛亥革命前，“汉冶萍”公司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材约4万吨，其中钢轨2万余吨。这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堪称中国的第一个钢铁托拉斯。当时，“汉冶萍”炼的钢材质量比日本的产品更好，日本造铁路也需要购买汉冶萍的钢材。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卷入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时国际钢铁原料价格暴涨，中国钢铁品市场出现了“繁荣”景象。“汉冶萍”公司产品出口大增刺激生产大增，由此出现短暂的“黄金时代”。大战期间，“汉冶萍”公司开日产250吨高炉2座，日产100吨高炉2座，开容积30吨的平炉7座，每日约产生铁700吨，钢210吨；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万至60万吨；萍乡煤矿年产煤90多万吨，产焦23万至26万吨。
在湖北省档案馆的档案中，就可以找到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关于催促萍乡煤矿加紧生产，保证铁厂燃料供应的电文，甚至还要求萍乡煤矿要减少外销，优先保障铁厂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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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冶萍”的“黄金时代”没有持续多久。“一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萧条，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也迅速衰落。1922年，汉阳铁厂炼钢炉全部停产。1924年，汉阳铁厂3、4号高炉停产。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为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继续生产，但已被抵押给日本，沦为日本制铁所的供矿单位。汉阳铁厂仅留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在湖北省档案馆检索汉冶萍公司“一战”后的档案，可以看到直到上世纪30年代，都还有大量关于“汉冶萍”债务问题的诉讼纠纷，以及请求政府支持的电文，“汉冶萍”遇到的困境可见一斑。
在“汉冶萍”衰落的过程中，日债的影响不可忽视。从其前身汉阳铁厂创办以来，“汉冶萍”就一直受到日本的觊觎。1898年以后，日本加紧对“汉冶萍”公司的资本输出，迫使公司以矿产作为抵押不断向其借债，并以压低矿价、延长合同期限、不许他国介入而独占等手段，最终将公司牢牢控制在魔爪之下。湖北省档案馆现在还保存有汉冶萍与日本制铁所签订的《煤铁互售合同》。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旨在的《二十一条》，其中专门提出，由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尽管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但是该公司被日本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变。
在汉阳龟山北路的凝铁公园，现在还保存着一块重达200余吨的巨大铁块，被称为“定汉神铁”。经“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原馆长顾必阶的多年研究，证实“定汉神铁”其实是汉阳铁厂四号高炉的产物，1923年9月2日夜晚，四号高炉因炉墙坍塌而停炼，一炉铁水停留在炉中，逐渐冷却凝固，形成一炉凝铁。在“汉冶萍”的钢铁生产能力逐步萎缩甚至走向消亡的同时，日本却依靠从中国特别是大冶低价掠夺的优质矿产资源，实现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抗战爆发时，面对日本铁蹄的入侵，国民政府只能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厂矿的设备内迁到重庆，以留住民族工业仅存的种子。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博物馆，陈列着两根钢轨，这是成渝铁路的一段钢轨的辅轨，它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诞生。而生产钢轨的机器，正是被抢运到重庆的“汉冶萍”的机器设备。
在拆迁抢运至重庆大渡口地区后，依托汉阳铁厂留下的设备，设立了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工厂于1951年3月1日，更名为西南工业部第一○一厂，1995年6月，改制为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50年，正是从这里轧制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根铁路重轨，铺筑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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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汉冶萍”诞生的土地上，湖北冶金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荆楚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如图）、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鄂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等为代表的冶金工业体。特别是昔日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所在地——武汉，已成为国家著名的冶金工业基地，因其发达的钢铁工业文明而被世人誉为“钢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