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铁，饭是钢”，中国人生动地将粮食与钢铁挂钩，强调这两者的重要性。而钢铁的原料——铁矿石，可以被视为现代工业的粮食。中国铁矿石需求量每年已接近20亿吨，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消费1吨以上的铁矿石。
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中国粮，但中国工业的“主粮”铁矿石，则很大比例依赖于进口。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0亿吨，而在这每年进口的矿石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同一个国家——澳大利亚。
2020年年初，中澳关系产生波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要求独立调查病毒来源，目的毫无疑问是坐实对中国的有罪推定。作为对这一做法的回应，中方在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龙虾等方面实施部分限制措施。
甘当美国西太棋子的澳大利亚，并未就此冷静下来。以彭博社为首的美国媒体大肆拱火，挑动对立，强调中国钢铁工业高度依赖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且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增长又“极度依赖基建”，怂恿澳大利亚方面在铁矿石出口上搞“小动作”。不少人认为澳大利亚可以限制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用这种“卡脖子”“打七寸”的方式获得外交谈判的主动权，甚至将这种做法渲染成澳大利亚的“核选项”。
其实，类似的观点早已有之。一位澳大利亚参议员曾威胁称，澳大利亚可以停止对华铁矿石的供应，以实现其政治诉求。这种种言论，无疑使中澳铁矿石贸易进一步敏感化。
一言以蔽之，中国钢铁工业的超大规模，是这种依赖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工信部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占据全球同期粗钢产量的近六成。全球大部分钢铁生产于中国，而生产钢铁最核心、最基础的原材料是铁矿石，顺理成章，中国必然成为全球铁矿石的主要消费市场。
铁矿石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由于其成矿过程对自然环境和地质活动有特殊要求，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澳大利亚、巴西等南半球国家由于地壳演化和地槽发育的独特因素，铁矿石资源大多富集在地表，开采容易，同时还具有纯度高、保存完善的优势。尤其是澳大利亚，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相关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大陆非常稳定，早期长时间处于浅海环境，形成了丰富的条带状磁铁矿。再加上澳大利亚没有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因此该国铁矿石开采条件好，质量也十分优异，成为全球铁矿石贸易中的优质商品，备受钢铁企业青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球铁矿石市场当前已经形成三大寡头供应商——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即俗称的“三大矿山”，依托的都是本国优越的铁矿石资源。而在三大矿企中，澳大利亚“两拓”又凭借对中国市场的物流便利和自身所处发达国家的技术、信息、融资优势，逐步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地位。如2013年铁矿石价格下跌，澳大利亚企业快速反应，借机用更灵活的商业条件占领市场，澳大利亚矿石的市场占有率陡然从37%上升到52%。
辽阔的中国国土上，铁矿石矿藏并不稀缺。中国铁矿原矿储量达210亿吨左右，与国际市场主要供应国巴西、俄罗斯相差无几，每年国内铁矿石产量也高达7亿吨，在全球铁矿开采业中举足轻重。但无奈的是，即便是如此规模的中国铁矿供应，在更高规模的中国钢铁工业需求面前，依然力不从心。同时，国内铁矿采掘行业也存在一些固有短板：一是国内铁矿大多深埋地下，需要打井开挖，工程量大。二是国内铁矿石资源品质较差，含铁量低，其他杂质多，往往需要额外处理，制成铁精粉才能使用。三是国内铁矿分布较为稀疏，少有大型矿脉，单一企业无法形成规模生产，进一步丧失了本土生产的成本优势。
相比之下，国际矿企除了矿藏条件的先天优势，在品牌声誉、开采技术、履约能力等方面，较国内企业有明显优势，从而进一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远渡重洋运到中国的澳矿，甚至可以把每吨矿石的到岸价格降到40美元以下，低于中国国内铁矿石的价格。
先天优势加上运营能力，让澳大利亚铁矿石在中国市场脱颖而出，一步步形成了目前铁矿石进口三分天下澳矿有其二的局面。
我国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占比如此之高、规模如此巨大，是否意味着会和集成电路产品类似，面临被卡脖子的危险？
答案是否定的。铁矿石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而非技术产品，即使高品质铁矿石可替代性低，也绝不是无可替代。一旦澳大利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铁矿石贸易“武器化”，那么，站在战略资源保障的高度上，中国以稍高的经济成本为代价，仍有可行的应对之策。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贯彻进口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更多进口渠道。“两拓”之外的另一铁矿石巨头——巴西的淡水河谷就是我们的重要平衡工具。巴西铁矿石品质不亚于澳大利亚铁矿石。在供应上，巴西企业较澳大利亚企业也更少掺杂政治因素考量，甚至有更积极的合作意愿。淡水河谷公司前期因尾矿坝垮塌的重大事故一度停产，使近两年的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宝座旁落力拓集团。但随着中国的需求量不断上升，淡水河谷显然很愿意在此时拿回属于自己的第一。
进口多元化，当然不是单纯地在卖家间轮换，如由澳大利亚切换成巴西。在非洲，中国已经直接拿下了多个优质铁矿的开采权，从供应端入手解决问题，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几内亚皇冠”的西芒杜铁矿。
相关数据显示，位于非洲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已探明的可开采储量达24亿吨，被认为是世界上尚未开采的、储量最大的、矿石品质最高的铁矿。2020年，中企联合体拿下该矿1、2号区块开采权。这两个区块的铁矿石品质非常好，含铁元素达到67%。
非洲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只是长期受困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开采和运输。而有着“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恰巧补上了这一短板：我们不仅可以帮助非洲开发矿产，还可以建设配套的物流基础设施。例如刚刚提到的西芒杜铁矿，配套的铁路与港口建设项目已经同步签约建设。
当然，铁矿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即使优质铁矿在手，距离铁矿石大规模开采出来并运抵中国仍有很长的时间。相比开发新矿，废钢冶炼则是一条更快的进口矿石替代道路。
废钢与矿石是钢铁冶炼的两大铁素原料。与铁矿石相比，废钢用于冶炼有其特殊优势：生产流程短，耗能小，从而也更加环保。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均以废钢作为主要的炼钢原料。国际回收局统计资料也显示，美国、欧盟、日本的炼钢原料中，废钢占比分别高于70%、50%、30%，而我国2019年的数字仅为21.67%。
政策层面，我国对废钢冶炼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2015年工信部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提出，到2025年，我国钢铁企业炼钢废钢比不低于30%，废钢铁加工配送体系基本建立。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钢厂会越来越多地选择废钢回收冶炼，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就在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还发布联合公告，宣布符合再生钢铁原料国家标准的再生钢铁原料不属于固体废物，可以自由进口。如果从回收废钢的角度来看，不少工业国有成为废钢铁出口资源国、部分替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可能。
一方面，中国未雨绸缪，多管齐下推进着铁矿石供应的分散化、多元化，对可能的卡脖子风险已经做出了针对性调整；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若要断绝对华矿石出口，对其自身经济或许将造成更大的伤害。澳媒统计数据显示，澳每年对华铁矿石出口金额达近千亿美元，考虑到配套的勘探开发、采掘装备、物流报关等附属产业产值，保守估计，铁矿产业链的整个经济活动规模在千亿美元以上。澳大利亚GDP也不过是1万亿美元出头，其中过半产值出自服务业，也就意味着，依附于中国需求的矿产行业就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主动脉。为了美国的大国利益出头，卡中国铁矿供应的脖子，对澳大利亚来说形同自断经脉。
格局如此，使得尽管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一度波折，美国乃至澳大利亚国内媒体也煽风点火，但澳大利亚政商界处理与中方的铁矿石贸易依然极其小心，毕竟中国人不买铁矿石对澳大利亚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澳大利亚国内有识之士对此心知肚明，工党议员就曾警示：澳某些政客主张的“与中国经济脱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戕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限制铁矿石出口绝难成为澳大利亚手中的“核选项”，因为那样会未伤人先伤己，最终吞下苦果的可能是澳大利亚自己。
不过，尽管铁矿石贸易完全中断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仍需要警惕澳大利亚在铁矿石贸易上的“小动作”。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骆铁军，就曾对铁矿石价格波动的问题，向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发出质问。
外界推测，铁矿石价格的疯涨可能与某些矿业巨头有关。作为全球的大买家，中国在铁矿石定价上的话语权却一直不足。这也是澳大利亚几大矿山能够坐地起价的原因之一。断绝对中国铁矿石供应，对这些巨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但在铁矿石价格上兴风作浪，利用地缘“氛围”哄抬价格，却是这些巨头绝不会拒绝的选项。
这就凸显了中国铁矿石进口中的“真问题”，也就是定价权这一核心痛点。铁矿石明显的寡头垄断供应结构，使得在其定价过程中，往往需求方话语权有限，少数几家大型矿企则拥有巨大影响力。
2010年前，中国粗钢产量还没有达到如今的规模，当时的四大国际铁矿商（三大矿加FSM集团）采用长协定价机制，和中国钢铁厂集体谈判确定“协议价”，协议期内维持价格稳定，俗称年度长协。在这种面对面的商务谈判中，相对分散的中国钢铁企业，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议价合力。
雪上加霜的是，这些摸爬滚打上百年的私人资本巨头，在谈判中还有种种“盘外招”，金钱贿赂是其惯用手段，甚至其还从事商业间谍活动。2009年7月，上海市国安局证实，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在上海被拘捕。据调查，他们用对个别钢厂的小恩小惠分化瓦解集体谈判。这些长协机制下的高价铁矿石成本，最终变成了钢材的额外成本，转嫁到全社会。
2009年，钢铁产量占我国总产量80%的71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43%，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2.46%，一吨钢材的利润甚至不够买一瓶矿泉水。而必和必拓集团依赖原材料铁矿石涨价，2009年下半年净利润即达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4%。
2010年后，垄断铁矿石供应的巨头采用了更加“中立”的指数浮动定价模式。该模式主要依靠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从行业主要矿厂、钢厂和贸易商处采集交易数据，最后给出调整后的铁矿石价格指数，以此作为广泛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定价参考。
普氏指数与信用评级结构标准普尔属于同一集团，这一评级机构看似客观中立，实际上却很容易和相关行业的强势机构进行利益捆绑。次贷危机中，标准普尔给予不少垃圾债高评级，是其后信用危机爆发的一大原因。铁矿石指数也有着类似的问题，该指数编制人员不少曾经供职于力拓这样的垄断巨头，很容易被后者施加影响。普氏指数的主要编制依据是当天最高买方询价和最低卖方报价，而不管交易是否实际发生。如果矿业巨头合谋操纵价格，指数就会相应涨跌，吃亏的还是国内钢企。
国内近些年来也一直试图开发本土铁矿指数，形成中国人可控的定价基准。2011年3月，新华社推出了新华—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在当年10月也联合推出了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尽管国际矿山巨头仍采用普氏指数定价，但是国内指数的出台，毕竟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潜在的替代方案。除此之外，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清算所、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等机构，也引入矿权证券化、铁矿石期货等工具，以期让定价从“澳大利亚主场”变成“中国主场”。
总而言之，即便澳矿卡脖子仍是天方夜谭，对于种种经济因素下形成的铁矿石进口贸易格局，中国人也并不会熟视无睹，而是积极寻求风险防控的多元方案。不论是分散来源、回收废钢，还是建立本土交易市场，中国的钢铁产业都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谋求更为主动的供应链地位。
在铁矿石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看澳大利亚。首先，对华出口铁矿石真的让澳大利亚高枕无忧吗？这得看铁矿石在澳大利亚对华贸易中的地位。澳媒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澳对华出口的铁矿石占其出口总量的87%，总交易额高达4 947亿元人民币。2020年11月，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输出港黑德兰港，对华出口了3 440万吨铁矿石，而当月总计出口4 160万吨，也就是说其中超8成的铁矿石运往中国。可以说，在铁矿石的消费上，中国不接盘，世界上就没有能接盘的国家。
高盛估计，一旦澳大利亚铁矿石对华出口中断，其GDP增长将在12个月内减少约2个百分点，澳大利亚的财政赤字将增加120亿澳元，占GDP的0.6%。
澳大利亚在铁矿石上可谓精打细算，但是还忘了决定铁矿石价格的关键因素——澳元。2020年，美元超发灌水一整年导致澳元汇率急速攀升。2020年澳元兑美元汇率上涨10%，12月31日两种货币汇率甚至达到77美分。一个国家想要出口产品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需要本国货币在合理的范围内贬值。可是，美元贬值的速度比澳元还快，导致铁矿石变向涨价，削弱了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优势。不光是铁矿石出口，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农业和其他出口产业也遭受重创。
在制造业上游的原料产业中，很多讨论集中在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上。定价权，就是对产品价格变动的主动权。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铁矿石份额大，是强势卖方。中国钢铁产业需求大，是刚需买方。两种相反的需求，就会导致铁矿石定价权的讨价还价。由于大宗商品的需求是长期需求，很多人在这些需求的讨论中，就会因为西方资源提供商先期提供的定价体系，认定中国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从全球贸易角度出发，资源定价确实是优势方决定的。不过，全球资源交易体系是复杂的网络，尽管澳大利亚矿业巨头依靠头部优势占据了价格主导权，妄图对中方市场施压，但是中国绝对不是被动的买家，而是积极寻求变局的谈判方。不论是增加来源、回收废钢还是确立指数，中国的钢铁行业都在用积极主动的态度，谋求对等合理的商业地位。铁矿石毕竟是资源主导型产业，其组织生产的难度和对应市场的需求，决定了相关产业的垄断属性。但是，垄断并不等于稳赢，巨头抱团，核心是为了对抗风险。如果对抗风险的方式不是尊重市场规律，而是强行定义市场规则，那么被限制的市场体系必然会迎来新变化。
依靠资源垄断和商业掠夺起家的资源巨头不能高枕无忧，大宗商品定价权不光是市场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对中国未来的碳达峰、碳中和需求，以及基建市场的长期变动，钢铁行业即将面对一个稳定的转型周期。这些行业规划，恰恰决定了上游的产品需求。中国因基建而强大，但中国并不只靠基建发展。
除此之外，大宗商品的真正定价，还取决于巨头依赖的货币体系是否靠谱。从疫情蔓延以来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来看，短时间内发行的大量货币，让卖方享受了原材料涨价的快感，但从长期来看，下游产业的收紧，会让资源巨头手中的原材料成为烫手山芋。货币会在不同的国家流动，但是矿场不能随时搬走。靠天吃饭的巨头们，最终还是被现有的货币体系束缚。商业市场的买卖关系向来是动态变化的，当一方想按下“核按钮”的时候，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