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bob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土法炼钢”是个荒谬绝伦的主意，因为炼钢铁需要焦炭和高品位的铁矿石，而普通的煤、木炭、木材燃烧均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高温，低品位的矿石没有经济效益缺乏冶炼价值，且加倍产能所需的极大提升交通运输能力也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这些基础的现代科学知识，外行不知道情有可原，钢铁专家是绝不应该不懂的。可是，在“土法炼钢”运动中，他们是什么表现呢？为什么会如此？近六十年来，似乎从来没有文章公开谈及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有，这可能是第一篇，虽然它所谈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尚远不能与影响既巨大又深远的“大炼钢铁”运动所需要的研究相称。
为研究1950年前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那代学人，2013年夏天，王作跃教授和我拜访了包括傅君诏先生在内的多位历史当事人。当时傅先生已92岁高龄，但依然记忆清晰、声若洪钟。在他无保留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影响巨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傅先生所亲历、亲见过的一些惊人的历史场景。这部分内容值得单独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
受访人傅君诏，冶金学家。1921年生于云南曲靖，1939年加入中国，1945年赴美国留学，专业金属学，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53年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历任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等职，直至1992年离休。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您是哪一年到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以下简称钢铁学院）？
傅君诏（以下简称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机械系主任……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间把爱人调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
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为放走你，李昌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只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魏寿昆
傅：我到钢铁学院后，主张专业按照苏联的范畴设立，同时提倡搞科研。我觉得光做设计没有什么意思。钢铁学院请过一位苏联专家，我去听过他的课。他就讲如何设计车间，任务有多大，该有几个什么炉子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主张教师要做科学研究。学生毕业，可以选择做设计，也可以选择搞科研。
傅：我一到钢铁学院就吹这个。我提议在教务处增设一个科学研究科。1956年，高芸生到钢铁学院任院长兼书记。他非常依靠我，我提的建议他都接受。高芸生这个人学历不高，只上过中学。
傅：是的，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以前在武钢。钢铁学院原来的头儿是魏景昌。这个人本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二年级还没有念完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他和高芸生都在钢铁公司里面，相互有些不太对头，那个时候有七个经理八条心的说法。高芸生来了之后，魏景昌还没有走，改任副院长。我觉得魏景昌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太保守，看不到旧大学的弊病。
傅：是的。魏景昌对于教学改革不大积极，所以大家对他有意见，而对高芸生的到来很欢迎。高芸生跟魏景昌有点隔阂，而我是个党员，对教师很熟，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对学校别的工作也熟。所以，高芸生对我非常信任。我谈的一些东西也挺对他的胃口。那个时候抄苏联，教学计划中专业课占了很多学时，冶金专业尤其如此，而基础课安排的时间则紧得很。我当副教务长主要管基础课的教学，大家纷纷向我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基础课的重要性，我在念书时就早有认识。冶金这个行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它建筑在基础课，尤其是化学、物理的基础之上。我不但主张基础课是科学底子，还主张搞科学研究。于是，我就向高芸生提出一个建议。我说：“专业课中炼钢、炼铁等操作部分，以及对设备，如热风炉等的介绍，不要在课堂上讲。学生不是有实习嘛，届时到现场讲讲就可以了。应该把相应的课时挖出来补贴基础课。”这一点很对高芸生的口味。他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不懂得什么冶金，在武钢的时候，苏联专家领着我们到工厂里面去，一边看操作一边讲，我们很快就懂了。”所以他支持我的提议。在他的支持下，钢铁学院于1957年成立科学研究部，我就去了那里，不再管教学了。
傅：钢铁学院的大炼钢铁是比较出名的，引起了康生和周总理的重视。根据原初的设计，我们钢铁学院有一个与冶金专业相配合的冶金厂。冶金厂有一个试验性的电炉，原来的容量是半吨，1958年不是要大炼钢铁嘛，就把它扩充成一吨。那个时候接受国家任务，三班倒炼钢，所得产品列入1070万吨的国家计划。康生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吧？
傅：康生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请了北京市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十几个人座谈，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58年的早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康生这个名字。他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设备能不能搞生产？”我告诉他：钢铁学院已经搞生产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生产打火石，挺赚钱的，一生产出来就卖空了。康生听了之后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对钢铁学院很重视。
傅：我们当时是三班倒炼钢。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后，具体说是8月中旬，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来钢铁学院参观。那一天，周总理很满意，晚上就通过高等教育部让我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国务院。那个材料是我写的。高教部有一个副部长叫刘恺风，他后来告诉我说写得不错，只因为文字较长而由他们略作了些修改。
我提倡搞科学研究，所以当时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还算站得住脚。我们学校是由好几个学校的钢铁系并过来的。教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教授，当中相当大一批人虽然也留过学，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他们学的东西早已过时，而新东西他们教不了，所以有些老教授来钢铁学院后从来没有开过课。第二类是解放前后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的，总共有九个，其中四五个人是博士，学位最低的像我也是硕士。这批人把现代的冶金科学带回来了。第三类是从各个学校分来的年轻教师。他们解放前就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念书，清华毕业的有六七个，北大的也有，还有四川大学的，底子很不错。到钢铁学院之后，他们或者跟苏联专家学习，或者跟我们学习，提高得很快。在苏联体制下，他们要带学生实习，需要到工厂里面去，所以这批年轻人对冶金工厂的生产情况也很熟悉。当时咱们的冶金工厂技术水平通常较低，这批有很好理论基础的年轻助教到工厂去之后，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带的学生，有很多的创新。
熊：我比较关心大炼钢铁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土法炼钢部分。能不能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傅：高芸生这个人看来有点滑头，他不亲自抓大炼钢铁，而让其他人去抓。作为科研部的负责人，我也管一些相关工作。刚开始是正规工厂生产，后来来不及了，就发动群众，搞所谓的“炒钢”——这是群众发明的。分配到钢铁学院的是什么铁？锅铁！把锅砸烂后得到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北京市委的人告诉我，是他们从山东调过来的。
“炒钢”怎么个炒法？拿一个大桶，里面弄一层耐火材料，再放入焦炭，通入氧气，最后把铁和耐火材料炒成一团拿出来。就是这样干的。你问我什么态度？我心安理得。因为“1070”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拼命完成，如果完不成实在太有辱伟大领袖的形象。这是政治任务，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即使把好铁炼成了马粪渣，我们也心安理得。我不敢说马粪渣，我们以前的副院长也是员，他说了——“这哪是什么钢，是马粪渣”，结果被批得一塌糊涂，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等。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苏联派了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过来。高等教育部指定我陪同。他们先去东北转了转，然后参观我们钢铁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是我们钢铁学院学习的榜样，其院长不是老干部，是教授、专家。那天，我们学校用土法炼出来一堆东西，还没有搬完。他向那边一走，我就紧张了，这家伙一定是……结果他拣了一块问我：“傅同志，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
傅：我这个人反应不是很快，不过那天忽然聪明了一下。我说：“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物嘛。”它确实是群众发明的。
，早就死了，很可惜。我们的冶金厂只有一个正式的炼钢工人，叫金长学，另有两个他带的徒工。三班倒炼钢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早就如此。土高炉是杨永宜教授设计的，当时叫简易高炉，很简单，但有上料、鼓风这一套东西。这个高炉没有工人，就是杨永宜教授带着一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建起来的。
傅：他们炼出铁来了。那个高炉就设在我们学校的北边。我们是三班倒日夜炼。很多人来参观，既有北京的，也有河北的。彭真、刘仁等北京市的领导也来了。我没参与接待，他们俩是晚上来的。
傅：是啊。周总理来的那天，我参与了陪同。他们参观了实验室、炼钢厂、小高炉、还有轧钢车间这几个地方。我们的金相热处理实验室，当时被作为实验室生产的一个例子，里面主要做两个事情，大一点的部门搞生产，生产轧草机的刀片，它们比较锋利，使用寿命长。另一个小点的部门在做金属陶瓷的切削工具，是一个研究项目，就由一个教授带着几个学生做。
王：您提倡研究，后来，比如在反、批白专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因此而挨批？
傅：他支持。“科研部”不是我提的，是他提的。原来教务处、总务处都叫处，他说你们就叫科研部。从教务处出来后，我先做科研部的副主任，一年后升为主任。我管三项工作：研究生、科学研究和校内生产。我没有因此而挨批。北京市的一些相关领导都比较熟悉我。市科委主任白介夫经常来我们学校，和我最熟悉了。北京市大学科学工作部最早由蒋南翔负责，后来是吴子牧。从蒋南翔开始，一直由宋硕做副主任。宋硕是北大的地下党员，一个化学专业的老讲师。他经常找北大、清华和我们钢铁学院商量教学改革的事。我们一起介绍情况，研究工作。然后，他再把我们的研究所得拿到市委的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当时我们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并不比北大、清华的差，而且工厂的生意也很好。（此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傅君诏教授审阅）
►五六十年过去，昔日红红火火的土高炉绝大多数已经拆除或崩塌，福建省南靖县书洋镇五更寮村的土高炉群（2013年10月4日 Zhangzhugang摄）是少有的例外，图片来自commons.wikimedia.com
1.1957年1月，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械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后来他们又建了第二个。
2.1958年3月-4月2日，全国地方冶金工业会议向各省提出：“要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一个10000座中小型高炉，200座小转炉，2000座小高炉的建设运动”。1958年4月1日，此消息登载到专业期刊《钢铁》上。
3.1958年5月16日，苏州农业机械厂李定聪在《钢铁》上发表《介绍苏州农业机械厂8m³,15.6m³小高炉并炉》
4.1958年5月31日，杨永宜等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在《钢铁》上发表《北京钢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炉（1.56m³）的丰产经验》.
5.1958年6月15日，杨永宜等又在《钢铁》上发表《介绍一批国内的简易土法热风炉》和《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同期的《钢铁》要求各省大建热风炉。
6.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7.1958年9月，杨永宜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
8.从1958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激增到上百万座。
1、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1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陈康白
2、李昌（1914-2010），湖南永顺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不久即积极投身于“一二•九”等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3、魏寿昆（1907-2014），冶金学及冶金物理化学专家，北京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35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4、土高炉可分多种类型，傅先生指的可能是被推得很广的热风炉。1958年5-6月，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杨永宜等在《钢铁》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了包括该院1号小高炉在内的多种热风小高炉。如：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北京钢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炉(1.56m³)的丰产经验[J].1958（10）：9-14.又如：杨永宜,戚以新.介绍一批国内的简易土法热风炉[J].钢铁,1958,(11):36-39。再如杨永宜.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J].钢铁,1958,(11):81-85。另据1958年时担任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工业记者的舒倜介绍，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器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消息传开，包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许多单位或地方都派人前去参观学习。”据舒倜.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J].文史精华.1998（6）：49-55.
5、杨永宜（1923-1987），钢铁冶金专家。1947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50年至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953年转至东北工业学院完成由苏联教授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学习，主修炼铁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从1958年起任炼铁教研室主任。从1958年5月起，他带领炼铁教研室的师生发表了多篇介绍土高炉炉型、设计方法、生产经验的文章。1958年9月，他又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从1958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增加到了上百万座。
熊卫民（197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史、教育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投稿：授权：长按二维码，关注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