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bob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bob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中国的钢铁工业历经5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有了巨大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钢产量增加速度加快，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产品结构不断调整，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但是，钢铁工业也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业，是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大户。目前，钢铁行业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10％以上，钢铁行业水耗占全国工业水耗的9％左右；而且，我国钢铁工业的能耗、水耗指标大大高于国外的先进水平。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将会带来一系列更加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于中国钢铁绿色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6年我国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我国钢产量一直保持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2002年实现钢产量1．8亿吨，到2003年钢产量突破2亿吨，达到22234万吨，2004年全国共产钢27279万吨，比上年增长22．7％，生铁、钢材的产量分别达到创纪录的25185万吨与29723万吨(含重复材)，同比增长均在20％以下。在钢材品种和质量方面，已经逐步形成能冶炼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在内的1000多个钢种，轧制和加工包括板、带、管、型、线万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提高。从1991～2003年钢产量增加近2．13倍，总能源消耗量只增加1．84倍；吨钢耗新水量下降了75．2l％；吨钢废水排放量下降了82．56％。尤其是吨钢能源消耗大幅度降低，去年我国重点企业平均吨钢综合能耗764．06kg/t，比1991年下降50．53％；吨钢可比能耗为741．48kg／t；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达到90．59％；废气处理率达到98．31％，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钢铁工业确实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发展着，但是，目前我国综合能源利用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美国的4．3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
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看，基本上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目前，我国钢铁工业仍然是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有的企业甚至是只顾发展不管环境的治理，尚未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与世界其它国家的钢铁企业相比，我国钢铁企业存在着很大环保差距。
目前，我国现有技术装备平均单机能力小、技术水平低、部分生产能力和工艺技术不配套，使得生产消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国内总生产装备中仅10％～20％可以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已实施高效连铸的铸机只占总数的10％，相当一部分的普通钢材生产能力面临淘汰或改造，而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品种仅能满足约2／3的需求。我国钢铁企业有几千座高炉，大多规模较小，大型钢铁企业高炉平均容积为1600m3，这与国外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例如日本高炉平均容积3000m3以上。
3．2节能、环境保护的层次水平低2004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19．7亿吨标准煤，比2003年增长15．2％。其中，煤炭消费量18．7亿吨，增长14．4％；原油2．9亿吨，增长16．8％；天然气415亿立方米，增长18．5％；水电3280亿千瓦小时，增长15．6％。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3．1亿吨，增长15．1％；氧化铝1284万吨，增长9．7％；水泥9．6亿吨，增长12．4％。万元GDP能耗1．58吨标准煤，上升5．3％。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钢铁企业吨钢能耗仍高出15％左右。
如下表所示，除宝钢的吨钢综合能耗已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外，其他大中型企业尽管有较大的进步，但仍然有相当差距。比较国内大中型企业的综合能耗，在能耗大于100万吨标煤的45家企业中，综合能耗大于宝钢的有39家大型企业；全国73家大中型企业的吨钢综合能耗介于宝钢与39家大型企业之间。
目前我国废旧金属回收率为5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80％以上。我国每年平均约有200万～300万吨废钢铁、10万～15万吨废杂有色金属尚未被合理回收。据资料显示，高炉矿渣的利用率约50％，而钢渣的利用率还不到10％，这些废渣中实际上有做水泥的原料、可以轧钢的原料等；钢铁企业把经过处理的污水排出去，实际上把二次能源水资源浪费掉了，如果把这些污水循环利用，可以大大节约水资源；同时，粉尘经过处理也把它倒掉了；高炉的煤气向空中排放，如果把这些废气如二氧化碳、氮气等进行回收，也可以作为资源。
目前，我国一些钢铁企业尚未认识到实施绿色化生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缺乏参与行动和采取有效的绿色生产措施，通过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钢铁企业少。
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不断开发绿色产品，实现绿色制造。绿色化是指企业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益于消费者和公众的身心、健康的理念融入企业活动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实行清洁生产，使企业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绿色冶金即符合环保要求，做到低能源消耗、低资源消耗、低排放再循环使用。绿色化钢铁制造的目标是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和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资源利用率最高，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从世界范围看，绿色化是不可逆转的浪潮。现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全球的资源环境危机正日益加深，而企业的粗放生产方式，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规定只有满足这些标准的产品才准予进入本国市场。京都协议日标在气体散发物远远超过周围环境并且达到全球的维持的温室以上才被采用。欧盟钢铁工业已经有助于UNFCCC的目标了，因为它过去20年中已经降低几乎温室气体散发物的数量40％。绿色化也是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形势的要求。我国钢铁工业增长方式粗放，长期以来采用高投入来维持高增长速度的数量扩张型方式，实际上，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生产能力过剩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新世纪的到来，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市场与环境的双重严峻挑战。同时也说明了实施绿色化生产的迫切性及必要性。
钢铁工业绿色化对策的重要依托是绿色化技术，只有采用绿色化技术，才能保证绿色化对策的实施，最终实现绿色化的战略目标。建议普及、推广一批成熟的节能环保技术，如熔融还原炼铁技术及新能源开发、新型焦炉技术和处理废旧轮胎、垃圾焚烧炉等与社会友好的废弃物处理技术，通过短流程研究，广泛应用高效单体熔炼精炼、连铸连轧、控温控轧等技术，实现低能耗、少物耗。深入研究冶金反应和凝固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不断催生新的生产工艺。投资开发一批有效的绿色化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集成为钢铁生产企业的绿色化制造流程。
利用铁矿石及其他天然矿物资源，多用再生资源如废钢、钢厂粉尘等；少用不可再生能源如煤、油、天然气等，开发采用新的能源如氢、太阳能等，少用淡水资源，发展节水技术，强化水循环，减少废水排放。钢铁行业节水潜力巨大。宝钢等企业每吨钢耗水只有6m3，一般企业为20～30m3，个别企业为50m3甚至更高。通过技术改造，到2005年和2010年，钢铁行业吨钢耗水指标下降到16m3至12～14m3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大型钢铁企业可以下降到6～8m3。钢铁行业可以做到增产不增取水量。
钢厂不仅要质优、价廉、清洁地生产钢铁产品，而且还要发挥其能源转换功能。因为钢铁工业可向社会提供余热副产品，如煤气、高炉渣、钢渣等，还可消纳社会的废弃物，如废塑料、垃圾、废轮胎、废钢及各种合金返回料等，所以钢铁工业可与相关工业形成工业生态链。传统模式的钢厂没有充分利用能源，钢厂发挥能源转换功能是有希望的。比如钢、电、水泥集成，可以形成一个环境负荷低的生态工业过程。
在钢铁企业管理信息化方面，通过建设企业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综合企业的人、财、物各种资源状况和产、供、销各个环节的信息，对生产进行合理有效的计划、组织，使生产经营活动协调有序进行，并对企业的战略计划进行了决策。其中，能源管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能源计划的编制，能源的生产，供应供需平衡以及能耗考核等功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环保治理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在对投资较大的环保治理方案选择上从可行性及经济性上提出有力的依据，只有科研与管理并举，在环保治理上才会如虎添翼。
企业应增强钢铁工业从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加强有关专业培训和普及环保知识，将IS01400l认证环境评价、年度环境报告纳入钢铁企业的评价体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产业技术政策等，以约束和指导钢铁工业不断改善环境状况并逐步向绿色化迈进。
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钢铁工业就没有现代工业文明。但是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钢铁工业生产的不文明表现日益突出，工业排放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制约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钢铁工业如何才能既满足当代人对钢铁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生存环境的问题，亦即钢铁工业的绿色化问题，是钢铁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2l世纪初，如何把绿色钢铁这一概念变为现实，如何化解环境危机，如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钢铁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承载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l徐先养．走向未来之路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干守兰，武少华．清洁生产理论与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消费水平提高，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面对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的首选路径。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共同决定启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2007年“巴厘岛路线年末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均体现出国际社会对减少碳排放的关注和共同承担责任。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契机，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全面行动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能源消耗持续攀升，能源效率仍然较低，工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保问题日益严峻。我国作为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面临空前的减排压力。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减碳政策。2006年，科技部、气象局、发改委、环保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要求。2007年，我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4项建议。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考核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2014年，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5年，中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许诺，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到65%。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表示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如期实现提交的自主贡献目标。此外，发改委、工信部、国务院还相继了《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等一系列文件，对我国促进能源消费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钢铁工业是能源消费大户，同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企业低碳发展，钢铁工业低碳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效。(1)钢铁产量稳步提升，吨钢能耗逐渐下降。2019年我国生铁产量80937万t，同比增长5．3%，粗钢产量99634万t，同比增长8．3%，钢材产量120477万t，同比增长9．8%。其中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3．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制造中心、消费中心、研发中心和投资中心，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1］。2018年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为555．24kg标煤，比2017年下降12．11kg标煤，此外我国在吨钢烧结、高炉、转炉、电炉、热轧等工序最低能耗分别为38、372、－23．5、52、49．5kg标煤(数据来源于《上海能效指南(2018版)》)，已达到世界钢铁工业最低能耗水平。但由于我国粗钢产量巨大，造成了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份额较高。(2)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多省市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政策性指导文件，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我国钢铁企业主体装备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拥有一批3000m3以上高炉、5m级宽厚板轧机、2m级热连轧机和冷连轧机等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冶金装备［2］;干熄焦技术和高炉煤气干法除尘技术在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普及，焦炉荒煤气显热回收技术、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技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等得到进一步研发和工业化应用;高效低成本冶炼技术、新一代控轧控冷技术、一贯制生产管理技术等一批关键共性技术被广泛应用，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在新建成企业中得到应用。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为钢铁工业实现节能减碳奠定坚实的基础。(3)多举措齐头并进，节能减排成果显著。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钢铁企业节能减碳，如推进绿色制造、开展工业节能诊断、节能监察，推动环保督察常态化、日常化以及通过钢铁企业限产、停产等调控方式，促进钢铁工业碳减排。截止到2019年9月，工信部公布的5批绿色工厂名单中钢铁企业共计73家。2019年，全国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共4655家，其中铜冶炼、镁冶炼、铅锌冶炼、多晶硅、铁合金、磷化工、陶瓷、电子窑炉等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2284家，钢铁企业阶梯电价执行专项监察184家。通过多举措齐头并进，有效推动了钢铁企业节能减排。(4)能源管控技术升级，能源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能源管控技术升级力度加大，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首批百家钢铁企业建设了企业能源管理中心(EMS)，钢铁工业能源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在系统节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宝钢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能源中心的钢铁企业，运用能源介质“集中管理、统一调配、经济运行”的先进理念，对宝钢能源系统的生产和调配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马钢以“三流一态”能源精益管理理念为指导，分别建成两个能源中心，强化管理节能、结构节能、技术节能，推进物质流、能量流、系统运行状态协同优化、高效耦合，有效支撑了能源系统运行效率的不断提升，吨钢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74kg标煤每吨。山钢日照公司通过集约化生产、扁平化管理、集中管控、管控一体、多业务协调、智能化调度、能源平衡优化及全信息视频监控，实现了能源系统平衡优化运行。
(1)产能过剩矛盾依然存在。2016年以来，钢铁工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促进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2019年以来，部分地区钢铁产量快速增长，黑色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部分企业的钢铁产能利用率达到100%，甚至超过150%。同时，我国钢铁工业流程结构上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占主导，导致吨钢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总体而言，我国钢铁工业正处于由数量发展时期向高质量发展时期转变的关键阶段，未来5年，钢铁行业仍需进一步巩固去产能成果，严控新增产能。(2)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钢铁工业的发展与资源、能源、环境密切相关。我国铁矿石品位较低、产量低，因此大量依赖进口。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铁矿石需求量达12．25亿t。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持续增高，影响着钢铁行业的稳定发展。同时，钢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种类繁多，主要有煤炭类、电力、天然气和燃料油等，其中煤炭占比高达60%以上，是造成钢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主要原因。受资源环境约束，未来5年，我国钢铁工业节能减排任务依然形势严峻，必须加大政策支撑，促进钢铁工业“脱碳化”发展。(3)碳约束日益严格。中国是全球碳排总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其中钢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的15%左右。随着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持续扩展，我国碳排放市场日趋完善，钢铁行业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方案正在积极研究制定。钢铁行业作为碳减排的重点行业，将在“十四五”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届时将承受越来越大的碳约束和履约压力。在未来一个阶段，钢铁工业碳排放配额将逐渐趋紧，加快企业低碳转型势在必行。
(1)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我国钢铁产业存在大量中小企业，产业集中度持续偏低，到2018年钢铁产业集中度仅为35．3%。为实现钢铁工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自2005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并取得了一定成果。2016年12月，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上海总部揭牌成立，实现了中国钢铁产业破局性的重组。根据《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的大集团内，其中包括8000万t级的钢铁集团3～4家、4000万t级的钢铁集团6～8家和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是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2)优化生产工艺结构，践行低碳发展理念。根据研究，转炉生产吨钢二氧化碳排放为2．2t左右，而电弧炉生产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0．8t左右，电炉吨钢碳排放量远低于转炉吨钢碳排放量，发展电炉炼钢有利于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在钢铁工业长流程工艺环保督察、限产常态化、长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启动的大背景下，国家已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长流程企业转向电弧炉。在等量置换的条件下，优化炼钢生产工艺，引导电弧炉短流程炼钢发展，提高电炉炼钢比例，是当前钢铁工业最有效、最快捷的低碳化发展途径，对践行低碳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3)推广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节能低碳发展。围绕新一代生产工艺，在钢铁工业推广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炼铁是主要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工序，铁前工序是减碳降污的关键环节，应加强源头控制，重点推广和开发利用低温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分级燃烧、烟气循环燃烧等先进的清洁生产和过程控制技术;炼钢工序中，重点推广余热余能回收利用技术、烟气急冷+高效袋式除尘技术等。此外，要大力发展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冶金废液循环利用工艺技术，提高副产资源返生产率及产业化利用率，拓展消纳社会大宗废弃物功能，从全流程角度提高钢铁工业节能减排水平。(4)搭建智能数据平台，建立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在钢铁企业建立智能能源管理中心，搭建智慧环保管控平台，利用高科技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建模和智能分析，实现数据价值利用的最大化，对于降低钢铁生产成本，减少能源消耗，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大多数重点钢铁企业已建立能源管控中心和环保管控平台，但距离动态管控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同时，部分企业尚未建立健全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导致节能减排存在一定阻力。“十四五”期间，结合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搭建智能数据平台，建立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实现钢铁企业全流程、全过程管理，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低碳发展的重要环节。
低碳发展是未来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也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战略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将低碳的理念贯彻到钢铁生产的全过程，多措并举，打造独具特色、高效一流的钢铁企业典型，实现钢铁工业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1］李盛国，宋马林．浅析中国钢铁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J］．鸡西大学学报，2016(7):68－72．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消费水平提高，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面对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的首选路径。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共同决定启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2007年“巴厘岛路线年末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均体现出国际社会对减少碳排放的关注和共同承担责任。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契机，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全面行动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能源消耗持续攀升，能源效率仍然较低，工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保问题日益严峻。我国作为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面临空前的减排压力。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减碳政策。2006年，科技部、气象局、发改委、环保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要求。2007年，我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4项建议。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考核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2014年，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5年，中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许诺，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到65%。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表示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如期实现提交的自主贡献目标。此外，发改委、工信部、国务院还相继了《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等一系列文件，对我国促进能源消费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钢铁工业是能源消费大户，同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企业低碳发展，钢铁工业低碳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效。(1)钢铁产量稳步提升，吨钢能耗逐渐下降。2019年我国生铁产量80937万t，同比增长5．3%，粗钢产量99634万t，同比增长8．3%，钢材产量120477万t，同比增长9．8%。其中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3．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制造中心、消费中心、研发中心和投资中心，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1］。2018年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为555．24kg标煤，比2017年下降12．11kg标煤，此外我国在吨钢烧结、高炉、转炉、电炉、热轧等工序最低能耗分别为38、372、－23．5、52、49．5kg标煤(数据来源于《上海能效指南(2018版)》)，已达到世界钢铁工业最低能耗水平。但由于我国粗钢产量巨大，造成了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份额较高。
(2)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多省市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政策性指导文件，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我国钢铁企业主体装备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拥有一批3000m3以上高炉、5m级宽厚板轧机、2m级热连轧机和冷连轧机等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冶金装备［2］;干熄焦技术和高炉煤气干法除尘技术在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普及，焦炉荒煤气显热回收技术、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技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等得到进一步研发和工业化应用;高效低成本冶炼技术、新一代控轧控冷技术、一贯制生产管理技术等一批关键共性技术被广泛应用，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在新建成企业中得到应用。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为钢铁工业实现节能减碳奠定坚实的基础。
(3)多举措齐头并进，节能减排成果显著。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钢铁企业节能减碳，如推进绿色制造、开展工业节能诊断、节能监察，推动环保督察常态化、日常化以及通过钢铁企业限产、停产等调控方式，促进钢铁工业碳减排。截止到2019年9月，工信部公布的5批绿色工厂名单中钢铁企业共计73家。2019年，全国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共4655家，其中铜冶炼、镁冶炼、铅锌冶炼、多晶硅、铁合金、磷化工、陶瓷、电子窑炉等重点高耗能行业能耗专项监察2284家，钢铁企业阶梯电价执行专项监察184家。通过多举措齐头并进，有效推动了钢铁企业节能减排。
(4)能源管控技术升级，能源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能源管控技术升级力度加大，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首批百家钢铁企业建设了企业能源管理中心(EMS)，钢铁工业能源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在系统节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宝钢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能源中心的钢铁企业，运用能源介质“集中管理、统一调配、经济运行”的先进理念，对宝钢能源系统的生产和调配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马钢以“三流一态”能源精益管理理念为指导，分别建成两个能源中心，强化管理节能、结构节能、技术节能，推进物质流、能量流、系统运行状态协同优化、高效耦合，有效支撑了能源系统运行效率的不断提升，吨钢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74kg标煤每吨。山钢日照公司通过集约化生产、扁平化管理、集中管控、管控一体、多业务协调、智能化调度、能源平衡优化及全信息视频监控，实现了能源系统平衡优化运行。
(1)产能过剩矛盾依然存在。2016年以来，钢铁工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促进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2019年以来，部分地区钢铁产量快速增长，黑色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部分企业的钢铁产能利用率达到100%，甚至超过150%。同时，我国钢铁工业流程结构上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占主导，导致吨钢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总体而言，我国钢铁工业正处于由数量发展时期向高质量发展时期转变的关键阶段，未来5年，钢铁行业仍需进一步巩固去产能成果，严控新增产能。
(2)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钢铁工业的发展与资源、能源、环境密切相关。我国铁矿石品位较低、产量低，因此大量依赖进口。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铁矿石需求量达12．25亿t。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持续增高，影响着钢铁行业的稳定发展。同时，钢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种类繁多，主要有煤炭类、电力、天然气和燃料油等，其中煤炭占比高达60%以上，是造成钢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主要原因。受资源环境约束，未来5年，我国钢铁工业节能减排任务依然形势严峻，必须加大政策支撑，促进钢铁工业“脱碳化”发展。
(3)碳约束日益严格。中国是全球碳排总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其中钢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的15%左右。随着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持续扩展，我国碳排放市场日趋完善，钢铁行业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方案正在积极研究制定。钢铁行业作为碳减排的重点行业，将在“十四五”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届时将承受越来越大的碳约束和履约压力。在未来一个阶段，钢铁工业碳排放配额将逐渐趋紧，加快企业低碳转型势在必行。
(1)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我国钢铁产业存在大量中小企业，产业集中度持续偏低，到2018年钢铁产业集中度仅为35．3%。为实现钢铁工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自2005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并取得了一定成果。2016年12月，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上海总部揭牌成立，实现了中国钢铁产业破局性的重组。根据《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的大集团内，其中包括8000万t级的钢铁集团3～4家、4000万t级的钢铁集团6～8家和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是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
(2)优化生产工艺结构，践行低碳发展理念。根据研究，转炉生产吨钢二氧化碳排放为2．2t左右，而电弧炉生产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0．8t左右，电炉吨钢碳排放量远低于转炉吨钢碳排放量，发展电炉炼钢有利于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在钢铁工业长流程工艺环保督察、限产常态化、长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启动的大背景下，国家已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长流程企业转向电弧炉。在等量置换的条件下，优化炼钢生产工艺，引导电弧炉短流程炼钢发展，提高电炉炼钢比例，是当前钢铁工业最有效、最快捷的低碳化发展途径，对践行低碳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3)推广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节能低碳发展。围绕新一代生产工艺，在钢铁工业推广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炼铁是主要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工序，铁前工序是减碳降污的关键环节，应加强源头控制，重点推广和开发利用低温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分级燃烧、烟气循环燃烧等先进的清洁生产和过程控制技术;炼钢工序中，重点推广余热余能回收利用技术、烟气急冷+高效袋式除尘技术等。此外，要大力发展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冶金废液循环利用工艺技术，提高副产资源返生产率及产业化利用率，拓展消纳社会大宗废弃物功能，从全流程角度提高钢铁工业节能减排水平。(4)搭建智能数据平台，建立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在钢铁企业建立智能能源管理中心，搭建智慧环保管控平台，利用高科技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建模和智能分析，实现数据价值利用的最大化，对于降低钢铁生产成本，减少能源消耗，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大多数重点钢铁企业已建立能源管控中心和环保管控平台，但距离动态管控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同时，部分企业尚未建立健全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导致节能减排存在一定阻力。“十四五”期间，结合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搭建智能数据平台，建立节能低碳长效机制，实现钢铁企业全流程、全过程管理，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低碳发展的重要环节。
低碳发展是未来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也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战略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将低碳的理念贯彻到钢铁生产的全过程，多措并举，打造独具特色、高效一流的钢铁企业典型，实现钢铁工业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1］李盛国，宋马林．浅析中国钢铁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J］．鸡西大学学报，2016(7):68－72．
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分为广义自贸区和狭义自贸区。广义自贸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促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相互发展，如东盟、中日韩自贸区等。狭义自贸区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内运往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1］。中国于2013年设立的上海自贸区以及后续设立的迄今共18＋1个自贸区都属于狭义自贸区，设立时间为：2014年设立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2017年设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2018年设立海南自贸区，2019年1月设立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2019年8月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贸区。至此，中国已形成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东南西北中的自贸区布局。自贸区阵营的扩大，表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决心和举措。设立山东自贸区，是中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对建设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具有推动作用。山东钢铁工业是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领域，应当充分把握设立山东自贸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转型发展。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济南片区、青岛片区、烟台片区，总面积119.98km2。
山东自贸区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发展海洋经济，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发展目标是，经过3～5a改革探索，建成贸易投资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2］。1）济南片区。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金融、医疗康养、文化产业、信息技术等产业，开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经过3～5a的努力，把济南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动能转换强引擎、科技创新国际谷、金融发展引领区”。2）青岛片区。重点发展现代海洋、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现代金融、先进制造等产业，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东部沿海重要创新中心、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助力青岛打造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3）烟台片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中韩贸易和投资合作先行区、海洋智能制造基地、国家科技成果和国际技术转移转化示范区。
山东自贸区总体方案涉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和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等7大主要任务。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建设山东自贸区，落实表1中的任务和措施，既能对山东钢铁工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1）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证照分离”全覆盖，“极简审批”“不见面审批”服务，深化“一次办好”改革，项目审批智能化。实施这些改革措施，方便企业在自贸区注册经营，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2）试点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双向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这些投资促进政策，有助于推动山东钢铁工业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3）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贸易便利化，大力发展过境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自贸区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集中开展境内外货物中转、集拼和国际分拨配送业务，探索取消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内从事贸易经纪与的经营许可或改为备案。这些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有利于钢铁企业在区内创新钢铁产品贸易模式，建立跨境电商平台，从事钢铁产品的转口贸易以及贸易经纪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4）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推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探索设立专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类基金公司，支持本地法人银行开展股债联动业务试点，探索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二级交易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专业子公司。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区内钢铁企业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开展产融结合。5）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支持企业联合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体系，建立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等。这些政策有利于钢铁企业建立完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引进全球高端人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实现技术产业化，培育增长新动能。6）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涉海装备制造、维修、服务等产业；提高航运服务能力，建设航运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设立国际中转集拼货物多功能集拼仓库，建立“一单式”为核心的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完善山东省中欧班列运营平台，构建东联日韩、西接欧亚大陆的东西互联互通大通道，加强自贸区与海港、空港联运，推动海陆空邮协同发展。这些政策提高跨境准入的便利性，有利于钢铁企业降低钢铁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物流成本。发展海工装备产业，对高档钢材需求增加，促进钢铁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增加高端高效产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7）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强化优势互补，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推动建立国际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等。这些政策有利于山东钢铁企业与日韩企业在钢铁制造与钢材深加工领域进行合作，满足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对优质钢材的需求。开展节能环保技术与产业化合作，发展绿色产业。综上，设立山东自贸区对山东钢铁工业产生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钢铁产品贸易和服务、金融服务和产融结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钢铁产品结构优化、国际化发展等。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工程机械、汽车、轨道交通、造船、家电、石化等产业规模大，对钢材的需求量大、质量性能要求高，而省内现有产品难以完全满足需求，特别是高技术含量、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缺口较大，需要进口解决。随着自贸区扩大对外资开放力度，特别是实施全面落实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投资贸易开放，将吸引国外钢铁企业进入山东市场，尤其是日韩企业具有毗邻山东的区位优势以及高端产品优势，将加大对山东市场的渗透，对山东钢铁企业构成严峻挑战。
设立中国自贸区是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开始，国务院陆续出台投资、贸易、金融改革等自贸区政策，内容日趋完善。2014年调整上海自贸区内有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定的准入措施，涉及国际海运、外资投资等。2015年推广上海自贸区的可复制改革经验，涉及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2017年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方案，提出七项要求二十三条具体措施……2019年设立山东自贸区，提出七大任务和措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山东钢铁工业要认真研究这些政策和典型实践，逐条解析山东自贸区总体方案，跟踪方案的落实情况，辨识产业机会，通过战略创新，培育新商业模式，形成新动能。坚持战略引领，强化顶层设计，支持企业开展利用自贸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研究，以发挥和延伸企业优势为原则，以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为目的，探索产业切入点和业务组合，提出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钢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一方面保障资金链安全，另一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企业应对产业周期风险的能力。山东自贸区发展产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山东钢铁工业实施产融结合提供了机会。1）以财务公司为主体，开展相关业务。钢铁企业财务公司作为资金平台，承担企业内部的资金管理、资金结算、资金监管等功能，负责资金归集、资金融通，是集团的现金池、票据池、外汇池。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提高，跨境业务日渐增多，跨境结算资金规模日益扩大。加快跨境资金流动、降低跨境结算成本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设立山东自贸区，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为钢铁企业开展跨境资金管理提供了可能性。支持企业在区内设立自由贸易投资账户，以财务公司为平台：①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②建立并完善票据池，发挥票据融资功能。探索票据电子化，采用“互联网＋金融”模式，把纸质票据转化为电票，为区内企业与境外成员企业提供兑付服务。③优化资金结构，拓展境外融资渠道，建设外汇池，联通境内外资金池，实现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保障能力，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2）以金融公司为主体，创新金融服务业务。①开展基金业务，与区内社会资本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符合国家政策和企业战略规划、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企业兼并重组、产能调整等。②拓展保险范围，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协助成员单位及时做好索赔。③从事融资租赁以及有关的商业保理。④设立投资全资子公司，从事投资与资产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钢铁是物流密集型产业，生产1t钢大约产生4t物流量。山东钢铁产能约8000万t，由此产生的数倍物流量为发展钢铁物流贸易提供资源保障。支持省内企业利用区内促进贸易发展的功能和优惠政策，发挥自身优势，创新钢铁贸易业务。1）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利用区内便利的贸易条件、电商资源，以铁矿石、煤炭、废钢等大宗物料为载体，拓展电子商务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从事钢铁交易、工业品交易、云商务和金融服务等。发展平台经济，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期货现货联动，国内外连接的千亿元级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经济［3］。2）开展钢铁产品转口贸易。山东自贸区支持发展过境贸易，区内物流成本低，区内外的物流速度快，各国货物到自贸区进行集散周转，导致贸易、物流量大幅增加；为此，支持省内钢铁企业在区内以钢铁产品为主，开展国际转口贸易，贸易经纪与业务。3）开展钢材加工贸易。由于自贸区内关税降低或者取消，投资政策优惠，吸引国际大型加工企业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带动钢材资源的物流、加工、贸易量的提高，从而促进国内钢铁贸易从钢材贸易为主向钢材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的延伸和转变。支持省内钢铁企业或者钢材贸易商借助区内钢材交易仓库、众多的金融服务机构、钢材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从事钢材仓储、加工、配送、融资、结算、咨询服务等业务，由钢材贸易商向钢铁综合服务商转变。
养老、绿色、智能等是山东自贸区重点发展产业，山钢集团等优秀企业在这些产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支持这些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在区内发展新业态。1）发展健康养老产业。启动房地产业转型升级，以养老地产为依托，逐步发展成为以服务为主、独立运营的养老产业，通过养老产品资产证券化，形成重资产投资、轻资产运营协同发展的商业模式。2）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从事汽车、飞机、家电拆解等城市矿产业务，侧重于废钢、有色金属的回收以及开发精深加工技术。机电及通讯设备的进口、加工、再出口等再制造业务，3）发展智慧产业。推动“互联网＋”，开发以产供销研一体化系统、智慧远程运维系统等工业软件为核心的中高端软件体系。打造以工业机器人、行车无人化等为方向，智能装备研发生产基地。以建设“企业云”为基础，构建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平台。
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进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是建设山东自贸区的重要任务。山东钢铁工业要以山东省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为指导，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目标，“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强国际国内合作，拓展钢铁产业发展新空间。1）支持企业“走出去”，利用自贸区便利的物流设施、航运设施、金融服务，扩大钢铁产品贸易，改变传统低价低成本竞争方式，依靠品种、质量、服务等提高竞争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不断满足国际市场高端需求。鼓励优秀企业发挥技术、管理、人才、品牌优势，通过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收购，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承包冶金工程项目建设等。2）支持企业“引进来”。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发挥自贸区优惠的创新政策，加强和国际知名的科研院所合作，引进钢铁领域高端人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区为平台，以钢铁产能合作为主要形式，设立合资公司，开辟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产业链，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
2021年是中国建党100周年。100年前，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发展历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在100年栉风沐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中国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古代在一段很长的时期，拥有领先世界的冶金技术和文明，直到近代才黯然失色。无论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都不尽人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粗钢产量连续25年位列全球首位；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生产体系；品种质量不断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艰辛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这些成绩无从谈起。党对工业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的。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1]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追求。钢铁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被誉为工业的“粮食”。“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其他就都要好办了。”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对钢铁重要性的最高概括。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早期探索、指导思想的演变，对新中国钢铁工业战略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性奠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6年之前，党对钢铁工业的认识与战略指导经历了以下演变：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力支持以鞍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与起步；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内外交困，决定参照苏联钢铁领先的工业化发展之路；随着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的推进，系统总结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促使中国钢铁工业走上一条立足实际的中国道路；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发展严重受挫，到冷静总结反思钢铁工业发展之路，提出要重视品种质量。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认识到工业化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战争年代还没有条件去真正实践工业化构想。直到1949年3月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这种工业化构想才从纸面到初步落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构想，其中就涉及到对工业重要性的深刻洞见，“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
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性工业所占比例太低，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这时，党中央已经不限于停留在工业化构想这个层面上，而是开始为实现工业化构想作出一些具体的部署和准备。以恢复鞍钢生产为例，当时党中央就有“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2]的指示。除了要求工人阶级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外，党中央还非常注重调兵遣将，在组织上保障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写道，“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在此之前，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加之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王鹤寿、吕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来到东北工业部，抓住鞍钢这个主要矛盾，积极推动鞍钢复产。“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东北地区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1948年2月第二次解放到1949年7月就恢复了生产。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派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这一时期，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3]“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几个字，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紧迫心情。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全力支持重工业发展的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重工业部。何长工回忆说：“重工业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的架子为基础，并从东北等大区陆续调入一些干部组建起来的。重工业部对各大区工业部主要是规划和计划方面的领导或指导，不直接管理大区的工业企业。”[4]重工业部当时内设钢铁工业局，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支持力度很大。“当时国家财经很困难，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投入重工业，但是我们考虑到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必须兴建的新工业。例如鞍钢三大改造工程。”[4]“为发展我国钢铁企业，我提议建立武汉钢铁厂，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说这是有眼光的。随后开始建设武汉钢铁厂。”[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有了鞍钢等几个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但是从全局看：废墟上建立起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内外交困，真正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不够当时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在这种形势下，“老大哥”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引起了党中央的格外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同志应邀访问苏联，把全面了解苏联工业化道路作为此行的一个核心任务。他详细打听苏联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还参观了列宁格勒钢铁厂。李崟、周薇在《决策建设武钢》一文中写到，“同志在参观完列宁格勒钢铁厂后说，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5]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钢铁工业——这就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在随后与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合约中，我国积极争取了苏联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援助，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个项目中，鞍钢位列榜首。除鞍钢外，还有本钢、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后改为北满特钢）、吉林铁合金厂、武钢、包钢、热河钒钛矿（河钢承钢前身）、吉林电极厂共8个冶金项目，钢铁的投资额占到苏联对中国援建投资额的一半。应该说，苏联援建的钢铁项目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但是鞍钢的恢复对于一个偌大的新中国还远远不够。钢铁工业是一个机器大工业，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如何快速培养一支大规模的钢铁人才队伍，成为党中央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50年2月17日，同志结束第一次访苏启程回国。当同志的专列到达沈阳的时候，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开始运往全国各地后，同志非常高兴，并说:“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6]东北工业部和鞍钢马上落实同志关于人才的重要指示。阳勇在《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及启示》一文中说：“1950年东北工业部创办了新中国专门培养冶金科技人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东北工学院；1951年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冶金方面的综合研究机构——沈阳金属材料研究所。1951年，鞍钢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职工培训工作。直到‘’前，鞍钢一直都很重视培养人才，其人才培养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鞍钢的生产建设，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兄弟企业的生产建设。”[7]
钢铁工业的强大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厚重的一个情结，因此只要是有利于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事情，同志总是予以莫大支持。当他知道中国钢铁工业有了一些新成就、新发展的时候，总是感到异常兴奋。“1951年12月中旬，李富春给和写了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高炉）。很快，同志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党中央随即调集全国的力量支援鞍钢建设‘三大工程’，为其顺利竣工提供了切实保障。”[8]1953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竣工投产，鞍钢工人为此给写信报喜。同志回信肯定这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同志同意调集全国资源支援鞍钢“三大工程”这一思想，对紧随其后武钢、包钢的建设，甚至后来酒钢、攀钢及其他钢铁企业的建设树立了重要的标杆。因此，我们看到“全国支援武钢”“全国支援包钢”等口号。这些口号也是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体现。决策建设武钢、包钢，也是在党中央“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思想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党中央从1950年就开始酝酿关于在武汉、大冶之间建立一个巨型钢铁基地的设想。主席对在武汉建设钢铁基地很关心，曾多次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作过‘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指示。”[9]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发展，到1956年以前，中国钢铁工业及体系的建设基本参照了苏联的做法。从1956年开始，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及中国建设的实际，开始思考要走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例如，1956年，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10]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随后决定撤销重工业部，成立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的成立，适应了钢铁工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董志凯在《与新中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一文中说：“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过程中，强调学习外国必须与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60年7月18日，在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此后，我国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1]
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开始全面、系统地思考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正如同志强调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3]“三大、五中、十八小”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
经历了1958年的狂热后，党中央开始对一味追求钢铁高产量指标进行冷静反思，更加注重综合平衡的问题。吴冷西在《回忆主席与战友》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回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那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13]对于1959年钢产量指标，同志是有谨慎考虑的，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与其他同志谈话，都可以看出其对降低钢产量指标的思考。“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13]1959年6月11日，同志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对钢铁工业进行了总结与分析。首先，同志把钢铁生产放到科学的高度。“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这一时期，对于钢铁工业的发展，不再仅仅是考虑钢铁一个部门，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全盘出发，考虑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14]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进一步对钢铁产量的科学性问题提出意见。“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14]1960年6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程，提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必须以第二个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找出固有规律。“1958年8月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15]当然，注意到钢铁产量高指标的问题，并不是说放弃钢铁产量。当时，新中国的建设还是需要一定规模的钢铁，因此对于钢铁产量偏低的现实，还是及时作出了提醒。1960年4月13日晚，在钓鱼台的会议上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16]
经过对“”的深刻反思后，党中央对钢铁产量指标的制定非常谨慎。支持大幅度降低1961年、1962年这2年的钢产量指标。1961年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1961年将钢产量由1800万吨减至1100万吨。对于如此大幅度地降低钢产量指标，明确表示支持，他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17]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1970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到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同志指出：“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17]根据同志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调整，1970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600万吨，这也是一个留有余地、稳妥可靠的指标。在控制钢产量指标的同时，双管齐下，还对产品质量提出了要求。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同志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3]
《鞍钢宪法》在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鞍钢宪法》的具体内容最早并不是在鞍钢实践的，而是在其他企业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的亲笔批示，奠定了《鞍钢宪法》的历史地位。1960年3月22日，同志在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受苏联援建的影响，当时中国很多工业企业的管理都是沿袭苏联“家长制”那一套。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工业企业实际和管理新路，是和党中央思考的重点。因此，当看到鞍钢的有关实践后，立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5.三线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报告在四川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发现了一个大铁矿。非常高兴，对攀枝花资源的意见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钟少曦在《与攀枝花开发建设》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攀枝花建设钢铁厂的设想也是始于1958年初。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这对发展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十分不利。而开发攀枝花地区的丰富冶金矿产资源，也正是我国发展钢铁工业中急需的。”[18]后来，新中国面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十分困难，攀钢等企业的建设都下马了。攀钢建设重新上马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的一次汇报时作出了重要指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底，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他要求下决心建设攀枝花铁矿。”[18]攀钢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攀钢建设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且在看来，一个攀钢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6]1967年大学毕业的张国宝，在结束2年的部队农场锻炼后，即参加了“三线年，张国宝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分管“三线”的调迁工作。张国宝在《中国工业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中，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有3个里程碑，其中三线建设是第二个里程碑，“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则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及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一些‘三线’企业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并走向国际。”[19]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以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奠定了今天钢铁工业的基本格局。其中，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经济工作和工业化的深邃思考，才有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立足新中国内外交困的实际，在考察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作出走苏联的路的战略决策，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总结了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进行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才有了《论十大关系》这一经典思想，也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真正奠基；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的战备思想，才有了三线建设，才有了以攀钢为代表的一批三线钢铁企业，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一次重大布局。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这一历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希望能对今天钢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考。
[1]中央《选集》出版委员会.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政府志[M].辽宁：辽海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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